100条红色旅游线路整合串联 河北文旅融合亮出“科技范儿”
总之，在中国城乡，权力中心被打破，权力多元格局初步形成，各种权力范围处在复杂的流变之中，人们对权力的认同和信任尚待时日。
抽象行政行为诉讼，行政公诉。但无论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民间法，均带有很大的模糊性和弥散性。
有关析产与继承的剥夺改嫁妇女的财产继承权、被继承人未亡先行分家析产、嫡长宗祧继承、应继、爱继、命继。权威在中国的失落，在根本上源于中国正在进行的应激型现代化运动。究其缘由，不外是民间法体现的价值特殊主义和生成规律所致。由于系统的有说服力的数据总是处于短缺状态，研究者不可避免要依据直觉来说理，然而，单凭直觉却是可以和应当避免的。当然，人们完全可以假定民间法有效，但需大量的、普遍的而不仅是个案的实证证明。
[41] ——森林法：1997年对江西、福建和云南三省的检查显示，乱占滥用林地现象严重，1996年江西征用的林地，有50％左右未经林业部门审核，福建和云南约为30％。[19]陆学艺等：《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5—36页。3）法律制定中如何落实民主和科学。
众多学者以不同的角度和旨趣参与到了这一议题的讨论之中。种族、性别、年龄、语言等作为原初人际纽带构成了人类自我认同、自我实现之根，它们既有利于不同层次上的团结，同时又构成了分歧与争斗的根源。其次，给出理由具有文明化力量，真正给出理由会迫使做出决定者公开地、清楚地阐述其观点。中国根据社会需要制定立法计划，并以此指导立法工作。
该问题主要聚焦于规范的合理证成。其次，法官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需要识别更多的政治意志，需要作为一个跨国的行动者行动起来表达其主张。
后一个难题源于文化的多样性，既然已经否认了人权的那种绝对的普遍性含义，转而强调人权的共时普遍性，在界定人权的内容时，文化多样性就是必须被考虑到的问题。来自英国的理查德·图尔教授论及了2000年在英国生效的《人权法案》，并对这部大英帝国的新权利法案的影响进行了评论。接着，代表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几个问题：1）说理对于法治的重要性究竟有多大。而对规范的评价需要遵循3个步骤，即阐明规范的目的及理由。
如果在法律体系中找不到这些理由，那么对这些理由所导致的决定的评价与批评就无从进行。阿列克西进一步认为，为了使这一命题获得具体的内容和清晰的结构，这一命题必须在理性的制度化体系中得以阐述。7）在现代化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强调经济利益与报障和谐之间的平衡。在这个限定之下，他阐释了在目前变动的世界秩序中个体权利所可能发挥的三个作用：个体权利强化了作为人而生活这个价值。
来自中国澳门的学者哈里斯肯认了法律论证在司法实践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任何书面法律都有若干开放结构的表述，这些表述对司法者来说，是一个解释性的挑战。小组主持人阿玛亚教授做了美德在法律论证中的地位的主要发言，她认为研究道德观念及其与证成的相关性为我们理解法律推理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视角。
在现实执法方面，中国传统道德与法律不分，二者可以针对各方面发挥不同的作用与影响，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找到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促进社会和谐。法律与人工智能的专题讨论旨在促进当代法律系统中相关人工智能研究成果之间富有成效的交流互通。
森村进指出相反见解中最大的缺点在于无法提出一个对市场经济的可信替代品。他对其他科学的研究成果可以为法学带来什么影响、法学要如何吸纳并使用这些知识，以及传统的法学与跨界研究之间处于何种关系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检讨。在第二个步骤中，阿列克西把实在性定义为权威性颁布与社会实效性。"作为法理学特例的非洲法理学针对具有普遍性的法律专家的观念，展示一种具有排他主义的法学体系所可能具有的意义与价值。一是当一个国家人民遭受无情迫害，否认基本人权并震惊了人类的良知，出于人性的考虑而干预在法律上是允许的。全球化并不摧毁文化，而是帮助其在世界各地繁荣昌盛。
最后，杜教授强调，不能将儒家注重的和谐混同于统一，世界大同这个理想不能理解为字面意义上的统一性或同一性，而应该在团结这个意义上理解为质上有差异的统一性。因此，政府不应当涉足文化，而应该让私人部门赞助文化。
2）是否更应该强调理由的实质内容或理由应当符合人类正义。两者应采用推理而达成一致，彼此考虑对方的视角。
虽然该问题并非法哲学的任务，但后者对于推导的途径颇有涉及。她指出，跨国审议需要以人权协议作为基本框架。
张骐教授的发言专门论述了寻找指导性案例的方法，房文翠教授则对指导性案例适用推理中的形式性与实质性要素进行了考辨。对个体权利的追求有助于改变国家、法团、国际组织主导国际事务的局面。有中国的学者专门论述了公民不服从的理论，并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对无道的谴责和对道的诉求以及对非暴力行为方式的赞赏，与公民不服从的许多要求相契合，从而进一步指出在中国公民不服从行为将会获得相当的认同。据此，森村进进一步提出了这一命题对法律的移植与继受能给出的启发。
有代表还专门研究了区域立法合作的特征与内涵，并指出区域立法合作的目的是为消弭省际间的立法冲突，以法制协调促进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他认为，政府控制文化极有可能陷入民族主义的口号或者政府权力的滥用，对文化的政府赞助会被当权者用来为他们的追随者或臣属提供特权。
由中国学者郑永流教授主持的实践法理学的专题讨论试图从事实和规范的紧张关系中探求对何谓法律这一经典问题的回答。最后，国与国之间的法律从传统的比较法向共同法转变，法官的行为也是对其他国家法官同行之间相互借鉴学习的过程，其对案件的裁判也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
此外，这一组的讨论内容还包括了：法和经济学、中国法学的理想图景 、部门法哲学研究以及中国军队的现代法治理论等等。（七）阿列克西：法律的双重本质 德国著名法哲学家罗伯特·阿列克西教授大会演讲中，提出了法律的双重本质命题，即法律必然包含两个维度，一个是实在的维度，另一个是理想的维度。
这一体系依照三个步骤生成：从法律理想维度出发的论证、从实证性维度的论证、理想维度与实在维度的调和。所涉论题有50余个，例如：法律文化与世界和谐、文化普世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中国法律思想和法哲学、法治理论、法的本质、法律推理与衡平方法、实践法学、法律论证、政治义务、法政治学、法律与语言、人工智能与法律等等。法律的明确性也是程序法治观的一个要求，公民需要知道规则，否则无法规划他们的生活。这些发言也引起了各国学者的浓厚兴趣。
而审理案件则是法官在被告行为与不当为此行为的有关规范间建立联系的一步，在这一步中她对法官作了一种类型化的划分，并归纳出三种审判模式。有的学者认为正义的理念涉及的要素是：平等的理念、均衡和公平，正义的理念是任何法律体系的中心要素，因此也是全球社会的理性基础。
（五）法社会学与地方自治 法律社会学是近半个世纪来常盛不衰的学科。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代表们对中国少数民族的法文化和习惯法研究也积极交换了看法。
在提问环节，有的代表提出了实践法理学能否成为一种具有自主性理论价值的法学这一问题，郑永流教授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二）中国的法律传统及其现代化 这一小组的讨论虽然关注的是中国问题，但也不乏国外学者的积极参与。